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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客由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创建。宗旨:广泛联系归侨侨眷、华侨华人及海内外缅华团体。团结互助,增进友谊,继往开来,与时俱进。为创建和谐社会,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添砖加瓦。

[引用] 追思两位老前辈——杨章熹和陈振华老师  

2009-07-04 20:36:51|  分类: 华侨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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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  云南省缅甸归侨联谊会

追思两位老前辈——杨章熹和陈振华老师

陈振球

老校长杨章熹老师(1909—1981)

 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缅甸仰光南洋中学读过书的同学们,都会记得南中的校长杨章熹老师。他是一位资格很老的革命前辈。1926年毕业于厦门同文学院,后到上海劳动大学就读,开始接受马列主义,而后在厦门、海澄等地参加中国反帝大同盟;因国民党在厦门搜捕共产党嫌疑分子,三十年代就被迫南渡到缅甸,在异邦创办流通书报社、《南国生活》、《南国导报》等,又组织并领导[缅华教育工作者协会]、[缅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团]、[缅华公共图书馆]、[缅华教师联合会]等等。可以说毕生搞华文教育工作,许多后来回国的离休、退休干部,过去曾经是他的学生,真正是桃李满天下。

据先严及先兄长振华大哥回忆,三十年代我家在缅甸勃东,大哥振华虽到了读书年龄,却因先严骑车跌断大腿,家道贫困不能上学,大哥就到街上卖花生米补贴家用。一天杨校长在街上遇见正在卖花生的大哥振华,细问详情,和他一起到家看望了正卧床不起的家父,提出若让我大哥一边上学一边在校敲钟又扫地兼任校工以补贴家用如何?当年幼小的大哥就是在恩师杨校长的关怀帮助下,才能上学读书。

三十年代末杨校长转到仰光教书,创办了[仰华公学]并任校长。先严和我大哥他们也搬到仰光居住,大哥继续在杨校长的教育下读书成长,他和杨维书是[仰华公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虽然办校经费困难,但杨校长还是把[仰华公学]办成一所新型的学校,提倡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宣传“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爱国理念,使大部分学生走上爱国、民主、革命的道路。期间,因学校经费不足,杨校长还去勃生华侨中学教书,然后把大部分薪金都拨给[仰华公学]作经费。

 [仰华公学]是当年缅甸华侨进步青年最早的活动据点之一,当时富有远见的周恩来副主席曾经派了张光年(光未然)、李凌、赵华、毕朔望等干部到缅甸工作,[仰华公学]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1941年底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为了切断中国抗日的重要补给线滇缅公路,开始挥军从仰光登陆向北进攻。张光年等前辈根据上级指示,及时组织了抗日工作队。[仰华公学]的老师、同学,很多都踊跃报名参加了[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成了战工队的骨干力量。由于日军一路北上疯狂破坏滇缅公路,为了避免损失,战工队也只好由仰光等地往北撤退,杨校长也奉命从仰光撤到曼德礼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在日军占领曼德礼前夕,杨校长与战工队会合,继续北撤,一路向民众和学生宣传抗日,还爬过尖高山等大雪山,安全撤回昆明,并在建水县建民中学、个旧县等地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杨校长奉命又回到仰光,先在[华侨中学]任教,而后在1948年,他与李行健老师及很多华侨进步人士一道,创办了[缅甸南洋中学],由李行健老师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杨章熹老师任副主任。不久李行健回国,杨老师继主任一职。约在1952年,校务委员会主任改称为校长。大家就称他为杨校长或老校长。

1953年,杨校长也奉命全家回国,他的大儿子杨缅云与我是同班的童年好友,当时同在四年级读书,他们回国前,我和他一同到他家的宿舍去玩,老校长抓了一把糖果给我,要我好好读书。那以后,我虽与杨缅云多次见面,却无缘再与老校长见过面。

老校长回国后,先是在中侨委工作(曾任中侨委委员、全国侨联委员,并参与编写华侨教科书、1980年还任华侨历史研究室顾问)。后被派到泉州华侨大学当图书馆馆长,一直到他在1981年11月18日去世,享年七十三高寿。老校长的主要论著有:《缅甸救亡教育实施纲领》、《战后缅甸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等。

我的大哥陈振华老师

    几个兄弟姐妹,都曾经是大哥振华的学生。1941年底爆发太平洋战争后,为了抗日救国,年方十六的大哥就与许多进步青年一道,参加了[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在向北撤退的征途中,他们一边要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一边对当地人揭露日本侵略者凶暴、残忍的本质,还要一边向华侨和广大群众宣传抗日的重要性。1942年的春节,[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在曼德礼云南会馆,由队长张光年领导,一连三天向群众演出《黄河大合唱》等节目。这是《黄河大合唱》在国外的最早演出。而且演出是由作词者--光未然(即战工队队长张光年)先生亲自担任朗诵、赵华指挥、李凌负责舞台监督及乐队,演出不仅很成功,而且对海外华侨的歌咏活动从此蓬勃发展起了难于估量的深远影响。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追杀,战工队只好爬过中缅边陲的尖高山等大雪山,历尽千辛万苦,撤回到祖国的昆明。那个时候,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当然未曾见到我大哥。大哥一去抗日就是四年多,1946年底,二十出头的大哥回来了。据我大姐回忆,大哥回到家门口时,先严正坐着看报纸,一下认不出长大了的儿子,还问他要找谁?

大哥随同恩师杨章熹老校长及许多前辈们,共同创办了[南洋中学],大哥也是老师,而我二哥、大姐、三哥及我,都在南中刚创办时就到南中读书,我们都是他的学生。那是1948年的事了,我是从南中小学一年级开始读,一直到高中毕业。

1947年7月,由吴章彬、杨匡民、陈振华、陈东明、王楚惠、陈秋云、黄里、杜正平等战工队成员发起,结合了当时的进步优秀青年骨干郭光华、杨双溪、李四维等人共同创办成立了[伊江合唱团],对当地的华侨界的教育和文艺宣传工作都起了巨大影响。我还记得小时候父母带我到[柔里虎剧场]看我大哥和王孙静老师合演的话剧《逼上梁山》,还有大哥的男中音独唱,以及杨匡民老师的独舞《哑子揹疯》等等,竟然一辈子忘不了。

大哥是在1950年又回国到北京的,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云南省文化局,后又被派往云南省歌舞团工作直到离休。我曾经问他,以他的资历应当得到比较高的级别,为何没有?他笑笑说,当年给他定级时,他说他是党和国家培养教育成长的,不应计较级别,要求定较低的级别。他说,我怎能向党讨价还价呢?

大哥在云南歌舞团里虽然长期当专职领导干部,实际上更像一个打杂的“不管部部长”,几乎每次演出,他都当舞台监督,而他这位“监督”是什么都倾力亲为,我曾见到他在杂物间亲自修补、粘贴幻灯玻璃片,把每个演员的服装道具都分配得井井有条,使他们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东西,节目程序表也写了几大张贴在易看到处,还亲自提醒每个演员:下一个节目就是你的了!亲自拉布幕…。

他很喜欢参加下乡演出的工作,而且老是打前站,总想把下乡演出的每个人的吃住安顿得令人满意;他还很愿意到基层工作,每到一处不仅是问寒问暖话家常,还给农民搞按摩针灸跌打等等,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亲切地叫他“老陈同志”。我侄儿说:爸爸心里确实装着农民,而且农民也喜欢跟他打成一片。一回,一位农民开着拖拉机进城,还特地载了满满一车的柴火来到歌舞团,高声叫道:老陈同志,老陈同志!我给您送柴火来啦!

歌舞团里大家也都叫他“老陈”!有家庭纠纷找他解决,有牢骚不满就找他哭鼻子,想骂人也找他发泄和大喊大叫…他们知道,老陈不会生气,而且一定会帮他们解决问题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大哥“老陈同志”也被贴上“走资派”、“里通外国的特务”的大字报,还被挂牌揪斗,还要扫地扫厕所…。当年的武斗期间,歌舞团就在小西门的制高点东风百货大楼隔壁,常有流弹飞进歌舞团。许多人及家属都搬到其他地方住,但靠近大门而住的大哥依旧住在那里,一些三更半夜回来的人,总要敲他的玻璃窗叫:老陈请开门,而老陈总是起来给他们开门。有的人还为揪斗过他而向他道歉,他总是笑笑的说,难道咱们互相还不了解吗?

人们还给他取了个外号:老黄牛!这大概是我大哥一生的为人写照了。1989年,因为形势严峻,忧国忧民的大哥因此一病不起,虽经种种努力治疗也无法挽回,终于在12月25日走了。追悼会那天,大厅里水泄不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都来送老黄牛老陈。我大哥陈振华老师平时的为人及群众口碑,从他的追悼会也能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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